《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

读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有一段时间了，一开始没想记下笔记，因为感触颇多，却又无从谈起，后又觉有必要把那些发人省醒的文字记录下来，于是在此做些简单的笔记，方便日后回顾：）

简介

• 内容：本书对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场颠覆清王朝的浩劫。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
• 作者：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师从陈旭麓教授
• 豆瓣：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935941/

简评

在阅读的过程中和阅读之后感触最深的有两条，一是“落后就要挨打”，二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笔记

自序

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和客观。

本书始动手，他又提议两条：曰注重人物命运，曰解释历史现象。

由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我因之而努力。

绪论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尽管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古以来，如缕不绝，但是，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明强韧且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

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自以为是居于他国之上的“天朝”，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国家的存在，即所谓“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

我们若放开那些对琦善的具体指责，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不难看出，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于是，“妥协”即被目为“投降”，而 “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帽子正是如此一顶顶地戴到了琦善的头上。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如果把这种只反奸臣不反皇帝的现象，完全归结于当时的文化专制主义，那就低估了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力。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僚士子们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责道光帝，并非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

按照儒家的学说，按照天朝的制度，按照“夷夏”的观念，按照时人的心理，对于那些桀骜不驯的“蛮夷”，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来一个“大兵进剿”，杀他个“片帆不归”。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从世界大趋势和中国社会本身去看问题，因而不可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正在于他们津津乐道的天朝文物制度上。对于已经成为事实的失败，他们口不服输，心亦不服输。

用忠臣而摒奸臣，这是中国古典政治学中最常青又最常见的定理之一。在这些史料和著作中，奸臣是中国传统政治规范的破坏者——竟然与“蛮夷”讲和；忠臣是中国传统政治规范的维护者——坚决地不妥协地“剿夷”。这里面的标准是十分明确的。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面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疯狂侵华的局势，当时中国政府官员中任何妥协的主张，都是后来投降的托词，其最终必然走向卖国。此中的典型，就是早期功名显赫最后人皆不齿的汪精卫。“妥协→投降→卖国”的模式，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原型。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妥协”即“投降”即“卖国”的模式也被大量地运用到历史领域。琦善也就从原来的“奸臣”，变成了“卖国贼”。

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重用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前者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困难。后者似更注重于人物的褒贬，对策又似明快简单。两者之间，有着认识深度上的差别。以纪传体为正宗的中国传统史学，过多地注重了人物的褒贬，历史著作中登场的历史人物，身上都带着明显的标签。若从更高的层面上看问题，就会发现，琦善也罢，林则徐也罢，个人毁誉事小，探究其中之理事大。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历史学家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抱着这一观念，我在对清王朝的批判上，无论是妥协的主张，还是抵抗的主张，都是不留情面的。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清朝的军事力量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中英武器装备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中国的火药，起源于炼丹道士的偶尔发现，这就使中国的火药理论一开始就蒙上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帷幕，妨碍对其理化现象作科学的分析。此后火药的发展，主要凭借经验的层积，鲜有理论上的层层揭示。

中英舰船水平的悬殊差距，使得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根本不敢以水师出海迎战英军舰队，迫使清军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这种由装备而限定的战略决策，实际使清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军凭借其强大海军，横行于中国海面，决定了战役战斗的时间、地点、规模。

清军的编制明白地说明了它利于分散“治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如果用今天的眼光观之，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

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世界上可以有一万种罪恶而安然无事，唯有一种足以致命：执法犯法。

骤然而至的战争

如果以今天所能掌握的资讯作出判断，那么，清王朝此时最为明智的策略是，避免与英国的战争。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地推理，清王朝应在整顿军备、充实武力后，才可与英国较量。然而在当时，清王朝上下，从皇帝到平民，都不知道英国的力量，甚至不明白英国地处何方，依然沉醉于“天朝”迷梦之中，根本没有把“天朝”以外的一切放在眼里。尽管如此，清王朝当时仍没有打算与英国开战，甚至希望避免“衅端”。战争的恶魔是在清王朝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忽然附身，给它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厄运。

1838 年马他仑来华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用武力的方式表明，英国对其贸易利益（主要是鸦片贸易利益）是不吝惜诉诸武力的。可惜，清王朝上下，无人识得这个信号的真切意义，致使后来陷于被动。

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来广州的外国商人，只许与清政府指定的行商作交易，而不准另觅贸易伙伴，也不得与清政府官员打交道，一切经由行商转禀。这种规定的目的，一是隔绝外国人与一般中国人联系的管道，以防“里通外国”；二是保持“天朝”的颜面，清朝官员可免于低下地与“蛮夷”接触。

于此我们又可以看到当时中英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当尊严的“天朝”屡屡拒绝与“蛮夷”平等相交之时，桀骜不驯的外国商人也确实像“蛮夷”那样，无视“天朝”的法令。在这些人的眼中，“天朝”的威严只不过是挂在空中飘荡的幌子，一切法令规则的关节在于陋规和贿赂的数额，行商也罢，官员也罢，反过来倒成了barbarians（蛮夷）。远在京师的道光帝绝不会想到，堂堂“天朝”对外体制，在这些贪婪的行商、枉法的官吏的操作下，竟会变得如此荒唐和卑下，俨俨“天朝”的“防夷章程”，竟会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铺子。

在当时的条件下，“天朝”与“日不落帝国”之间似乎没有商量转圜的余地。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道光帝的这一训令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任何人都无法执行。这就是后来林则徐悲剧的症结。

林则徐的判断尽管错误，但放在“天朝”的大背景之中，仍合乎其本人的思想逻辑。今天的研究者，属“事后诸葛亮”，已经看清了各方手中的底牌，很难体会到当年决策者下决心之难。

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救世主、造神运动）

“剿”“抚”“剿”的回旋

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平定叛乱，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的人们的这种分类法，不仅再一次提示我们当时人们的“天下”观念，而且也隐隐展露出当时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理所当然的处置原则。

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尽管这种集权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可能会更有效率。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他曾经形象地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谈到为政治国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

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从江苏吴淞到浙江镇海，由两江总督而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再表现出先前的精明、果敢和自信。在英军的肆横面前，他似乎已经看出武力收复定海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但又不敢明言直陈。于是，举措从实在归于空虚，言词由明确变为含混。我们读了他这一时期的奏折，可以曲折地看到他迷茫的内心。昔日伊里布的精神风采，已经不复存在。

伊里布熟知道光帝的性格，更清楚官场上本无是非，一切以大皇帝的好恶为标准。

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

伊里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在对付侵略者方面，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无足以称道的精明之处；但在对付道光帝方面，却表现出高于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练才华。作为官场老手，他深谙政治运作的窍门，惯使诿过占功的招术。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另一种不幸。

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外交上声音的大小，不在于是否有理，而取决于武力。

关天培英勇地战死了。人们由此称颂他精忠报国。当他的遗骸由家仆领走时，英舰亦鸣放礼炮，表示对殉国者的尊敬。他已经没有机会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了，而后人只是一味赞美，以激励人们效法他，义无反顾地以身殉国。对于一个英勇战死的战士，任何批判都已不属于是非的范畴，而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指责他即与不道德同义。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一价值取向，在以后几章中又会发现，关天培的错误，当时的人们还在重复。

广州的“战局”

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再显赫的武功也就丧失其意义。

战争的权威性，就在于强迫对方顺从。

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

与杨芳相比，奕山的违旨又不知严重多少倍。杨芳仅同意通商，奕山竟交出高达 600 万元“使费”，实为赎城费。堂堂“天朝”之“靖逆将军”，如此“靖逆”，圣怒下来将压为齑粉！奕山对此的方法，与杨芳同，捏谎；但其胆量和水准超过杨芳。

谎言使是非颠倒，赏罚颠倒。就此功利的角度来看，清王朝若不变成一个谎言世界，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呢。

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

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诸多缺陷。

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或视而不见几千年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民族缺陷，而正视缺陷又是消除缺陷的必要前提。

东南壁垒的倾塌

璞鼎查的快速到达，表明了英国此时在轮船技术、地理知识和殖民体系诸方面的进展。这比起林则徐由北京到广州花费 61 天，琦善的 56 天，奕山的 57 天，多不了几天。若除去璞鼎查在孟买停留的 10 天，反是英方更快。科学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东、西两个大国越来越近。清朝今后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地承受到西方的压迫。

奕山的谎言，虽使他自己再一次免受厄运，却使这个国家陷于一场新的灾难之中。

如此不厌其详地叙说颜伯焘的种种筹防措施，目的在于洗白后来某些论著中对颜氏的不利评论。我们从颜伯焘的上述表现中可以判定，他已竭尽其智力、能力、权力、财力，确实不遗余力。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他已无可指责。当然，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均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时间，一是金钱。

在当时的政治操作中，“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颜伯焘的这种贪婪，并不妨碍他对清王朝的忠诚。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产生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

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道光帝是一位信奉“保守疗法”的社会病理学家，追求调补疗效。他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认定当时社会的病因在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因此，他特别看重官员们的“德”，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危难关头，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他以为，这批人世受国恩，遗传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诚”，绝不会放任国运衰落。

他们坚信，顽强抵抗就能获胜。按照这一思路，杨芳、奕山未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个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死战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于是，余步云如同琦善一样，成为大清朝的另一名“奸臣”。本来由个人意气、政策分歧而引起的裕谦、余步云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忠”“奸”矛盾。

在迷信指导下的战事，其结果可想而知，但反射出来的是前科学时代人们的心态，吉利数码、神签灵验、托梦言事，至今仍有其相当的魅力，而在当时实有主宰人们意志的威力。

“抚”议再起

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

在今天许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转向主“抚”，无疑是一种倒退。但从刘韵珂这一实例上，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进展。先前极力主“剿”，乃是失之于盲目，此时倾心“抚”议，却是着眼于现实。

在鸦片战争中，官、民皆与“夷”敌对，但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官出于利害关系。民则出于侵略者的暴行引起的仇恨，而对英国的侵略要求会给他们的利益产生何种危害是不甚明了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并没有成为民众奋起的旗帜。

就官、民关系而言，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就连统治者本身对此亦有深度的认识。耆英后任两江总督时曾上有密折，称官吏兵弁的催科浮收、包揽词讼、巡缉索钱、勒逼商旅、窝留娼赌……“种种凌虐，无恶不作”，致使“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在此种情势下，民众不可能在这场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中团聚在官府的周围，成为自觉的同盟军。清朝在民众心目中缺乏这种号召力。

在官、民、“夷”三者之中，力量最大的是民，力量最弱者亦为民。有组织的充分觉悟了的民众，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而涣散的民众，则对最微小的暴力也无法抵抗。不能说清王朝中无人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利用民众的言论，也作了一些实际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本质上对民众的恐惧，使得他们同时又在极力瓦解、破坏民众的组织。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使刘韵珂对民众的看法，前后迥别。

刘韵珂的“十可虑”，是整个战争期间少有的能面对现实条分缕析的文件。他所提出的“深可焦虑”的十项，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现实存在的隐患。对此，不仅他本人为之莫解，清王朝也无人可为之解。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研究鸦片战争时，应当正视这些问题。

近代化的海战，又需要近代化的海军。用雇募的民船、雇募的枪炮手、旧法制造的火炮，与英国远征军海上交锋，似无胜利希望。林则徐关于“水军”的设想，只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并无军事史上的价值。

“天朝”大皇帝本不屑于过问“夷”事，此时俯查“夷”情，姿势自然可笑，多少又有那么点进步的意味。可是，他似乎并不知道，他最为困惑的地理问题，正是他最有资格回答的。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由传教士南怀仁为他高祖父康熙帝绘制的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此时正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睡觉。

就已经发生的鸦片战争诸次战斗而言，这样的防务抵挡不住英军的攻势，可此时的战场总指挥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却毫无觉察。他充满自信地制定了具体细微却又实属闭门造车的应敌方案。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本是那个时代一切未历战场的官僚们的通病，无须细加评论，但其张大其志的言辞又熨贴地舒展了道光帝那颗紧揪的心、赞其“水陆交严，深得以静制动之法”。

然而，他们的这种爱憎强烈的忠奸矛盾的叙说，更符合当时和后来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习惯，更富有戏剧性，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普遍的接受。

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

耆英、伊里布反而处于“两面作战”的窘境：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九重之上的道光帝不愿俯首，前者以兵势迫之，后者以权势压之。本非睿智的耆英者流只得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作鬼脸了。

平等与不平等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写道：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就历史的现实而言，南京条约虽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件，但作为签订人的耆英并无罪责可言。城下之盟，别无选择。作为战败国，再苛刻的条件也不能不接受。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

我们若从这种思路一直追到最深处，就遇到了中西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的差别。在西方，商业活动已不再受官方的具体管制，商人只需遵从法律即可；而从保甲编氓层层至宝塔尖大皇帝的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人都在官府治理的网络之中，很难想象脱离这种治理之民。国家设官治民。既然中国官府无法治理这些英人，把他们交由英国官府来治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耆英放弃对英人的审判权，在这种思路上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这种思路本身应别作评价。

中英南京条约的性质是和约。按照当时的西方和现时的世界所通行的战争法惯例，和约一旦签订，两国关系即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此后战胜国不得再向战败国提出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提出的其他要求也必须符合和约的文字和精神。换言之，此后清朝完全可以依据南京条约的文字和精神，拒绝英方没有和约依据的要求。可是，这些道理，在“天朝”里面，又有谁晓得呢？

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它给中国带来的损害，不亚于南京条约，从长久来看，还甚于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五口开放，既有损害，又是机会，但在关税不自主、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自由出入诸规定下，开放必伴生太多的灾难。可此项不平等条约却是在战后两国“平等”相商缔结的。

顾盛胜利了！他以一纸国书换来了一项对美极有利益的条约。耆英也胜利了！他阻止了美使进京，消弭了衅端，只是用文字的形式确立了一年前他对美国领事的口头承诺。双方都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居住 17 天的望厦村，各向其主子报功去了。只有中华民族须长久地蒙受在这小小村庄中达成的协定而带来的灾难。

中法黄埔条约是“天朝”的奉献，而“天朝”中人将此大悲凉当作大欢喜。

由此看来，问题仅仅能归结于耆英、黄恩彤、道光帝等个人身上吗？中国人真正弄清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

历史的诉说

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

蒋廷黻先生认为林则徐是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对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实际上还有一种可能，即林则徐的思想被今人夸张了。

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

中国欲抵御西方，须自身强大，其必由之途在于学习西方，如同日本一样。那种强烈的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情绪，自然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充分理由，但由此产生的对抗，至多也只是低级形式的斗争，且易使当时的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 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